必要是因为急需对行政规制的形成过程进行程序控制，也就是说，由于缺乏司法审查制度，行政程序对行政规制的控制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可能有人会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事先出台宪法解释案，将宪法条款予以充分地具体化，从而避免将宪法解释的工作交由法院完成。只要澄清了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说，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本身亦无不妥，因为此处所说的解释实质上是一种后续的、补充性的立法行为，是具有公开性、一般性（非个案性）和不溯及既往性等典型立法属性的。
2. 审判机关内部若干位阶不明的文件所造成的制约 通行于法院内部的若干指导意见阻塞了宪法规范进入案件审理过程的通道。当然，这并非忽视合宪性解释在原初阶段供给法律解释之备选方案的功能。但是，由于宪法实施从来都是一个不受质疑的议题，所以在违宪审查之外寻求某种让宪法得以实施的方式就是颇有意义的。复制了宪法第62条第11项的规定），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立法法第88条第1项）。但是法院即便在合宪性解释中发现或确认法律的违宪属性，也受限于其在宪法秩序中的地位，不能对这一违宪属性作出一般性地认定和相应处分（尤其是撤销这样的严重处分）。
质言之，当涉及个案争议时，既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案也无法排除司法过程对该解释案作再解释。二、作为单纯解释方法的合宪性解释 作为单纯解释方法的合宪性解释，是指合宪性解释与传统的法律解释方法一样，能够独立提供一种对法律的理解方式。[5]1982年宪法实施后，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用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取代了《宪法》第15条中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
地方各级检察院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这需要否定行政级别本位和行政权优于审判权、检察权的不合时宜观念。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可以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就性质或基因而言，枝节只要源于根本，是从其根本派生出来的就行了，这样，根本和枝节就同属一个姓氏或具有同一的性质，不能要求枝节与根本一模一样。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法院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凡是法律与行政机关的意志发生冲突时就让法院停止适用相关的法律，这是超越宪法变相给予行政机关以特权。
1979年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法》第30条规定，各党派、团体和选民可以在选举日前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后来据说在实践中发现这一规定不够严谨，[10]而所谓不够严谨恐怕主要是易于突破计划的控制。根据宪法的这些规定，法院、至少其中的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有权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结合其所审理的具体案件对其所适用的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且最高法对地方性法规行使这种具体审查权并不妨碍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67条行使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至于法官、检察官个人违法犯罪，自然是依法该怎么查处就怎么查处。
事实上，人大代表质询法院的合宪性早就受到学界的质疑，[3]而且还有证据能够证明取消人大代表对法院、检察院的质询正是1982年宪法的本意。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久而久之，这种至上性在人们头脑中就逐步形成了人大至上观念。人大至上观念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的正确反映，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法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叫作绝对化的人大至上观念呢？离开特定层级无条件强调人大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具有宪法地位的至上性，就是绝对化的人大至上观念。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就中外的现实而言，当代社会的普遍观念是，在获得公共职位方面有机会平等地参与竞争是公民在政治法律领域最重要的权利。
以县和县以上地方各级国家机构为例，现行一府两院与本级人大关系模式的特点是：不仅一府两院三种机关同样由本级人大产生、对本级人大负责、受本级人大监督，而且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形式也完全一样。但是，我国法学界自1982年以来对人大制度的原理和原则的理解，远没有做到顺应时代的变迁，而是日渐有固守宪法文本的趋势。
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在人大与法院的关系中，人大绝对至上观念表现为人大通过的法文件法院绝对不可以做合法性审查的观念。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有权向本级革委会、法院、检察院和革委会所属机关提出质询。（一）认同法权（法定之各种权）过度向国家集中的观念 权利和权力都必须有物质承担者，因此，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拥有和支配的物质财富或财产在一国全部归属已定的财富或财产中所占比例愈大，同时由公民等社会的个体所占的比例必然愈小。国家权力过度向行政机关集中导致了行政级别本位的法制观念和行政权主导型的人大制度观念。本文本着评论宪法或探讨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就人大制度的观念更新从几个方面略抒己见。
人大至上观念也是如此。至于地方某级人大对于上一级乃至最高国家机构的其他国家机关，其宪法地位并没有至上性。
1978年《宪法》第28条、第36条分别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国家占有的财产总量和在一国现有全部财产中的比例，是与国家的权力在全部法权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应的。
按照这种思维定势，国家机构内其他国家机关与人大的关系，基本上就是它们与本级人大的关系，似乎作为地方国家机关，不论是政府还是法院、检察院，讲负责首先和主要地是对本级人大负责，其次才是对上级人大乃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人大制度也是与联邦制、单一制相对称的体制，因为后者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模式。
长期以来，虽然没有任何组织或官员声称全国人大职权不受宪法限制，但各级人大超越现行宪法的范围进行立法和对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情况却是很常见的。各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简称一府两院）与各级人大的关系比较复杂。这种状况表明，欲全面落实人大制度，应该按照最有利于宪法和法律严格实施的模式在地方各级人大与相应的一府两院问分配职权。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大制度 宪法 法律 观念变革 改革 。
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条件仍然是解放思想，让人们把自己从全国人大职权不受宪法限制的不合时宜的理念下解放出来。【摘要】应逐步改变对人大制度的简单化、概念化理解，消除1978年宪法中人大对司法进行超限度监控的精神遗迹。
日本是议会制，首相及内阁由下院产生，但都道府县的知事都由选民直接选举，并非议会制，倒是像美国的总统制，其下的基层行政区域市町村也一样，皆没有模仿中央实行议会制的情况。这种物质财富或财产占有关系及其实际状况造成了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极大地挤压了权利的生存空间，同时还催生出许多荒谬思想观念，如权力无际、权力无边、权力包管、权力万能、权力无上、权力无错、权力尊严、权力行为天然合理、权力求拜等权力情节。
国家权力向行政机关集中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所以，我国的各级国家机构组织体制，只要具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等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的特点，这种国家机构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对这类的改革，人们如果只看到它让行政首长（如乡长、镇长等）由选民直选而不是由本级人大选举，很可能会认为它违反了行政机关由人大产生的原理或原则。《宪法》第3条规定，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所以，一国的国家机构组织体制，实际上总是由中央国家机构体制体现的。就内部而言，我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转型过程，以富足、民主、法治和人权为标志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正在推进中。
我们在城市房屋拆迁等权利与权力冲突中可最明显地看到这种必要性。[2]在各级人大与法院、检察院关系方面，1978年宪法基本上继承了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的规定或精神。
这里所说的人，主要指直接主导、参与、影响立法的人们。3．确信逐步改变政治法律资源配置计划化的格局，扩大政治法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是我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
按这种思路，在各级地方国家机构内，人大与法院、检察院间以及一府两院相互间的职权关系，同样也因此有更大的调整和改革空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理由忽视现行宪法在处理人大与政府、法院、检察院关系方面明显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机关的规定和精神。
